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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工民主党简史:(三)改组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坚持抗战民主团结
浏览:5086次    时间:2012年8月7日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而国民党政府却继续实行不抵抗政策,把大片国土拱手相让。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卖国政策,中华民族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号召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和各军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临时行动委员会负责人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等深受鼓舞,他们认识到:要革命,就要联合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是革命的力量,斗争的主力,但也还要各方面的力量去配合行动。确定了“抗日是我们的中心工作,一切应该服从抗日”的原则。依据上述原则,临时行动委员会于1935年11月10日在九龙召开了第一次临时代表会议(后改称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章伯钧、彭泽民、丘哲、彭泽湘、郭冠杰等二十余人,为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形势,会议决定将党的名称改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通过了《临时行动纲领》。会议集中讨论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及恢复党的组织问题,从而使党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会议选出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19人,推选黄琪翔为总书记。会议通过的《告同志书》确定以“抗日、联合、反蒋”为党的总方针,决定在北平、上海、广州建立华北、华东、华南三个大区机构,领导有关省市迅速恢复和发展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中央机关设在香港跑马地。
  1935年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以此为标志,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各地的组织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北平成立了华北局,重建了北平、天津、山东、河北、绥远等省市组织。在青年学生、工人、农民和军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并在冀南和豫北地区组织农民筹集武器。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式成立了千余人的抗日游击队,同日寇进行斗争。上海的华东局首先恢复了上海市的组织,同时向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省派出干部,建立组织机构,开展救亡工作。抗战初期,在安徽建立的游击第一支队和皖中人民抗日义勇军,经常对日寇进行堵击和偷袭。华南区的组织活动,由中央直接领导,主要集中在广东,在青年学生和农民中进行工作,在一些地方准备建立武装。抗战初期,成立了数百人的民众抗日游击队,在粤北,大鹏湾和广州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活动。193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领导下,各方面的抗日救国力量迅速团结起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参与策动了反蒋抗日的两广事变,提出了“立即组成反蒋政府,发动抗日战争”的政策,彭泽民发表了《致全国各界领袖书》,呼吁共同敦促“中枢当局早定国是,予人民以共同努力之具体救亡方针。”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后,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团结抗日”的前提下,政治上以“联共”为基础,与国民党实行合作,于7月10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实现民主政治、武装民众抗日、释放除汉奸以外的一切政治犯等八项主张。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黄琪翔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直接参与了战斗指挥。一批干部参加了抗日部队,在前线与敌人浴血奋战。1937年冬,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领导人及从华北华东撤退下来的许多干部和成员,纷纷到达武汉,成立了“临时工作组”,推动成员深入到工人、学生和海员中,开展抗日宣传和发展组织的工作。在武汉期间,党的组织虽然在形式上取得半合法地位,实际上却处处受国民党的歧视与压制。在斗争的实践中,党的领导人认识到“政治上没有什么绝对的中立,总是要偏向某一方面的。我党是代表农工平民的政党,应当偏向共产党。”为了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由章伯钧、彭泽湘和周恩来、王明分别代表两党在武汉举行会议。回顾了过去两党之间的关系,表示今后密切合作,共同战斗。这次会议意义深远,为以后进一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打下了政治和思想基础。  
  为统一全党的认识,发挥抗战时期党的作用,1938年3月1日,在汉口召开了第二次临时代表会议(后称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章伯钧、彭泽湘、丘哲、张云川、李士豪、何世琨等30余人。会议通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提出实行全面抗战,坚持持久抗战,改革政治、改善人民生活,加强民族团结。会议还通过了《抗战时期人民自卫武装组织条例》。会议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人选,由二十五人组成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推定章伯钧为总联络人。会议决定全国地方组织分为“后方组织”和“沦陷区组织”两类,各自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工作。中央机关设在汉口华中里66号。1938年2月1日,《抗战行动》(旬刊)创办,它是党的中央机关刊物,以宣传抗日和民主为其主要内容。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对各抗日党派也采取了排斥、消灭异己的政策。中国共产党采取正确的方针策略,坚持反对投降和分裂活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带动下,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积极投入了民主宪政运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实施宪政,积极推动国共两党之间的所有中间党派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国民党蒋介石顽固派。1940年,章伯钧、丘哲等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在重庆进行谈判,表明合作诚意,并要求中共给予帮助。周恩来等表示同意。党在政治上进一步向中国共产党靠拢。半山新村3号是抗战时期中央机关的联络点。
  1941年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为“团结中间党派,抗拒国民党的打击,同共产党合作”,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参与组建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从此把工作重点放在盟内,与其他进步力量团结在一起,在组织建设和政治斗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民盟中的骨干。
  1945年初,在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提出“立即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中央政府,召集一个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圆桌会议,成立协议,着手进行”的主张。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表示完全支持,并于2月创办了《中华论坛》(半月刊),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的反动独裁统治。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民族矛盾的解决,和平建国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积极响应,发表了《抗战结束后对时局宣言》,严厉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内战的罪行,呼吁全国人民组织起来,制止内战。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争论的焦点是军队和政权问题。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政协会议达成的五项决议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因此,一旦蒋介石集团以为时机成熟,便撕毁了政协各项决议,命令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挑起了反人民的全面内战。11月15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一手包办的 “国民大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鼓励下,多次发表反对“国大”的声明,并拒绝参加“国大”。决心“要继续同共产党亲密合作,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央机关于1946年6月由重庆迁到上海。地方组织如上海、南京、浙江、江西、广东、四川等省市,也陆续恢复和整理,重新开展组织活动和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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